北京朝阳医院 王孝惠

195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我在那时已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们都积极学习胡乔木编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那时我们都很积极学习这本历史文献；从1921年的一大直到解放战争的胜利，我才有中国共产党这30年的斗争经历的基本概念。

1952年7月。我在重庆大学医学院医疗系毕业了。经过1个多月的政治学习，我积极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指导，离开重庆市，坐着简陋的长途汽车，爬山过河经过七天的跋涉，来到昆明市。我心中念念不忘不怕艰难困苦的精神，主动提出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于是来到了一平浪煤矿的医务室工作。这个煤矿十分简陋，工人在矿坑中拖着竹筐把煤从煤窑拉到坑口。工人衣衫烂陋，一身上下都是黑的煤灰。我很怜悯他们，积极地为他们医病治伤。工人十分钦佩我的工作精神。为了使他们的工伤能很快地得到治疗，我亲身下到矿窑里为他们敷药包扎。还培训一批红医工，在煤窑里为工人们治疗伤痛，得到广大工人的佩服和赞扬。后来就用民主选举的方式，把我选为医务室主任。可见工人们对我有好感。在一平浪工作了2年多，矿长（党委书记）认同我可以申请入党了，于是就办好入党手续成为一个共产党员。1954年11月经西南人事局同意，把我调回重庆市第二工人医院内科工作，不久就和重大同学曾德汲结婚了。

1955年7月，曾德汲调到北京邮电学院工作，我因怀孕即将生产，没能同时去北京。1956年10月赴北京探亲时，征得重庆市第二工人医院领导同意调到北京市第九综合医院（后更名朝阳医院）内科工作，1958年在朝阳医院开院前，暂时在北京市第三医院参加工作。等到1958年下半年，朝阳医院开院后，就回到新院积极参与各项新建工作。最初出任主治医生，兼任党支部书记，后来内科新派来党支部书记，我才不管支部的工作。不幸当时我又因发现肺结核病，肺部出现空洞，只好到北京工人疗养院住院。那时我对住院疗养要等到空洞痊愈不是短时间，觉得拖的时间太长，就转院到北京市胸科医院（现在的安贞医院）作肺局部切除手术，手术后经过一段时间修养，觉得可以参加工作了，就恢复工作。那期间我爱人到苏联留学出国了，我单身一人住在家属宿舍1号楼，没法把女儿接到身边，只好把女儿留在重庆父母家中由母亲照管。我全身心投入医疗工作，积极参加下厂巡回医疗，后来还到密云农村，参加农村巡回医疗，我任医疗队队长。当时农村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老乡家中吃派饭，一天吃两顿，腹中不饱，而且不准随身带食品。晚上住在老乡的空房中，冬天没有热炕，早上屋子里水盆都结成冰了。后来我们还在农民住房中，为病重的病人开办静脉注射，这样就能方便地为农村病人治病，大大减少病人的开支，由于那时节，各地农民都很贫困，生病服药连一毛钱甚至几分钱都拿不出来。我们就千方百计用最便宜的药来给他们治病。我们白天就在密云堂子公社内巡回诊疗，有时还得到密云城区去开会，又没有方便的公共汽车，我就骑着自行车在田埂上来回几十里奔走。我就是这样本着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热忱，奋发努力。

农村巡回医疗工作结束，又要努力投入流脑、心血管病的急救，千方百计为设立冠心病急救治疗室奋斗，那时没有什么高级设备，我们就昼夜观察、监视、抢救，把重病人从死亡的边缘上挽救回来，把病死率从30%多降低到9.1%，得到卫生局的表扬，召开会议介绍经验。

云南发生大地震时，我也参加医疗队在地震区为伤病的灾民医疗约半年。1966年，北京市组织西北医疗队到敦煌巡回医疗，我也参加了这一个医疗队，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我们，这是由于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敦煌正好在我国核武器试验场的下方。周总理很关心敦煌地区的人民，让北京医疗队的医生们，给敦煌地区的人民治病和调查他们的健康状况。北京医疗队返京时，我也到中国核试验基地去看望我的爱人。

几十年来，我是全心全意为病人治病的，受到了许许多多病人的信赖和赞扬，我也因此获得了北京市劳动模范、三八红旗手、北京市卫生局局级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高等学校优秀教师等光荣称号。我随时随地遵从党的教导，永远做一名合格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