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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京求医是无解的难题吗

发布时间:2015-06-17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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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观点:


◇选择进京求医的直接原因是:“不相信地方医院”“相信北京的医院是最好的”


◇分级诊疗应该把急慢分治纳入其中,疾病在急性期可以在大医院接受治疗,到了康复护理阶段就转到其他医疗机构


◇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是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


◇国家应增加对医疗卫生的投入,改善资源配置,加强社区医疗服务,推进县级公立医院的改革,鼓励社会资本自办及与公立医院合作开展医疗服务,以增加供给、改善服务


为什么如此多的人选择进京求医,并将之归结为“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惹的祸”?


记者查阅了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官方数据,截至2014年11月全国有三级医院1898家,其中北京88家,仅占4%,与全国大部分省、直辖市基本持平,三甲医院的绝对数远远低于广东、辽宁等省。但在患者们看来,这种医院绝对数上的比对没有意义。选择进京求医的直接原因是:“不相信地方医院”“相信北京的医院是最好的”。


为什么一定要到北京看病


刘女士在北京工作,父亲在老家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生活。一年前,刘女士的父亲怀疑自己心脏有问题,在当地医院进行了检查,医生建议“安装4个心脏支架”。刘女士父亲就诊的医院是当地最好的三甲医院,但刘女士还是决定让父亲到北京看看再说。在北京著名的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几番检查下来,专家给出的结论是:老人这个年纪,心脏算相当健康,根本不需要做手术。“以前听说过医院存在过度医疗的问题,没想到这回真碰上了。要是装上4个支架,花费几十万元不说,对老人的身体也不好。下次看病还得到北京。”


与刘女士不同,刘飞剧烈腹痛,在老家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的医院看了好几次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一共花费了500多元的检查费,最后配了1块钱20片的西药止疼片”。然而,刘飞由腹痛发展成全身剧烈疼痛,医生仍然认为没什么事,拒绝给刘飞转院。不得已,刘飞在家人的陪伴下到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看病,查出食管癌晚期,并伴有7处大小不一的淋巴结浓聚灶。


而黑色素瘤患者王霞在当地医院进行了黑痣的割除手术,结果引发大面积扩散。她后悔地说:“不该在当地医院治疗,早来北京就好了。”相较之下,李青很果断,在得知自己患乳腺癌后直接到北京就医,理由是“相信北京的医院是最好的”。


“没病当成有病”“有病当成没病”“治病没有治好”或者干脆不被病人信任……地方医疗的尴尬可见一斑。


每年都处理数十起医疗纠纷的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良钢告诉记者:“好的医疗资源集中在某地、某医院是各国都存在的(有些是自然形成的)现象,但北京可能更为突出。患者希望得到最好诊疗的想法是天经地义的,但由于没有严格的分级就诊制度,患者进京求医其实有很大的盲目性。”


地方医院不可相信?


在记者采访过的进京求医人员中,他们几乎百分之百的目标都是北京的三甲医院。


三甲医院是指三级甲等医院,是目前中国医疗体系中除国家特殊医院外最高等级的医院。依照现行《医院分级管理办法》,根据医院的功能、任务、设施条件、技术建设、医疗服务质量和科学管理的综合水平,各级医院经过评审被确定为甲、乙、丙三等,其中三级医院增设特等,因此医院共分三级十等。


“中国正在构建一个医疗帝国,对三甲医院每年的投入多则四五十亿,少则二三十亿。有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以来中央医保投入不断增加,而医患纠纷反而增加了,是什么原因呢?”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副教授王岳研究了十来年的中国医疗正义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具有相当的复杂性。


据了解,目前我国近70%的一、二级医院都处于亏损状态。也就是说,一方面,大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可以高达110%左右,而小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却只有36%左右。另一方面,我国医生人均每天接诊4.5人次左右,而许多大医院医生每天接诊高达60多人次左右。其实,我国医生的数量并不少,2000年中国每1000人的医生数为1.67,与英国和日本接近。在老百姓高呼“看病难”的同时,一、二级医院的医疗卫生资源却大量闲置,医疗卫生资源在全国的分布很不均衡。


病人和医院共同构成了这个问题的两端。


大多数病人并不信任当地医院,以致出现“70%的病人本不应该在三甲医院首诊”的现象。而地方医院自己有时也很不争气。在记者采访的进京求医患者中,大都是先在地方医院看过,无法诊断病情、误诊、治疗失败……种种原因促使他们前往北京。虽然无法凭借个别叙述就判断发生过医疗事故,但“地方医院不能让人放心”却是大多数患者的心声。


事实上,进京求医的患者以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居多,而大多数南方人更习惯于选择上海、武汉、广州等地,那里的三甲医院并不少于北京。


求医难题如何解决


如何解决进京求医难题?王良钢直言,进京求医是一个短期内“无解,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问题。


“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及个人需求的差异性,迫使人们必须寻求相关规则,在合理医疗负担的前提下,来有效地分配医疗资源,以调和生存权及平等权的冲突。”在王岳看来,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路径。


谈及长期治理,很多医改专家都曾呼吁过“分级就诊”,以制度来保证患者分流。“分级诊疗不仅是建立三级网络问题,还应该把急慢分治纳入其中,疾病在急性期可以在大医院接受治疗,


到了康复护理阶段就应转到其他医疗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秋霖说。


据了解,北京已经开始试点改革,例如北京朝阳医院医疗联盟、北京友谊医院医疗共同体、北京世纪坛医院医疗联合体等都已经在运行中。“将三甲医院的病人下沉到社区医院,预留出一些三甲医院的号,通过基层医院推介才能获取,发挥基层医院医生的作用。医生的职能不仅仅是治病,合理分流病人、帮助病人找到相应的好医生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王岳认为。


与制度改革并行的还应该包括进京求医患者的就医观。“进京求医现象导致城市管理压力剧增、就医环境恶劣。”王良钢认为,一些非危重疑难复杂病症患者并不一定非要选择进京,舟车劳顿反而会加重病情,不如就近选择一些大中城市的三甲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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